3-7 台灣的困難遺產

介紹和討論本書至此，其實要回歸到遺產也好、博物館也好，治理機構都在面對活生生的每一個人所思所想，尤其是困難遺產，沒有協商的累積紀錄，困難遺產的面貌還是模糊不清。筆者長年來投入台灣的228紀念館、白色恐怖舊監獄遺址的實務工作，深感我國的現代史遺產或博物館的新興事務，更需要借鏡國際社會的研究經驗。

2012年冬天，筆者參訪柏林、慕尼黑的一些紀念地、集中營、檔案中心，最後參訪了紐倫堡「納粹黨集會場的檔案中心」，更深刻體會納粹黨集會場轉換為遺產的困難所在。尤其冬天，遼闊的集會場覆蓋了一片雪白，宛若清純的大地被掩蓋了一切的著迷、狂熱和恐怖的罪惡，可視的是純淨的大地，腦中卻浮現了走出檔案中心裡納粹留下的無數視覺畫面。

麥克唐納從田野與相關人士接觸、訪談後的研究成果，告訴我們紐倫堡過去帶給世人的印象，已漸漸往城市擁有「人權」遺產的方向移動。這也帶給台灣面對自己的新生困難遺產的種種問題的反思，讀完她的著作，筆者認為從個人、不同層次的社群、乃至國家、甚至國際交流等逐漸擴散的範圍來理解：遺產是人權、人權是遺產的論理和概念，需要當代社會撥開認識遺產的一層一層障礙，論辯「困難遺產」新生事務的探索課題。

以下這則台灣白色恐怖受害者陳欽生以己之力運用景美舊監獄場域，和來自國外的審查台灣兩公約的審查人見面，互相傾聽；受害者個人和國外人權專家彼此見面、對話，代表了什麼樣的協商意義？這不只是一次未見之於媒體的重要見面和接待，也是遺址核心疑問：各關係人中的歷史受害者、遺址治理機構、媒體、官僚、國家、觀眾等怎麼看待？協商所在的遺址是否做了有用的紀錄？

2017年1月中旬，舊曆年即將來臨，這個時候台灣第二次兩公約審查會議有來自許多國家的人權專家，事前筆者已經知道這些專家正式審查會議之後將前往台北近郊的景美政治犯監獄參觀。受害者陳欽生剛出版新書《謊言世界‧我的真相》，他將前往擔任導覽並座談，當日天氣又濕又冷，最後去了兩位審查人。以下是來自1月21日筆者的臉書記錄：

昨晚與陳欽生學長通電話，他正在陪小女兒看電視，我請教他兩公約審查人前去政治犯舊監獄參訪的情形。電話中聽他很有理路的敘述，我說學長做的很棒。

這場特別的兩公約審查人到舊監獄參訪是非公開行程，由曾在哪裡遭遇酷刑、審判的陳學長導覽，出席的還有高齡80幾的蔡焜霖、蔡寬裕兩位前輩（兩位都在綠島監獄關過）；聽說法務部次長、還有大陣仗人馬前去。我想公務人員、法制體系的人平常能去最好！

可是我也常想，對當事人會是多麼艱辛的歷程，在那裡沒有的事可以變成有，審判後當庭高喊「判我12年不如判我死刑」的陳學長，如何走過每次的舊地導覽，這是何等「超越自己」的想法和作為，這應該成為敘述第2本書的素材吧！

多年前，我就曾經在景美看守所訪問從中國千辛萬苦搭船「投誠」的「反共義士」之一，當年她／他們真的輾轉到了台灣，可是，……一切的一切，……這位當時上報「八仙過海」（結拜兄妹，一位女性）的老大來台灣思慮大家想家、也想就學，卻不得其門，嘮叨幾句就被當成思想犯；他那次願意到牢房區受訪，我隱約從他的表情感受到真的不容易，到了牢房門口他不禁老淚縱橫，……我們也不禁拭淚。這是遺址和人互動的特殊之處，人和人的情感自然相通！

陳學長告訴我奧地利來的審查員主席、還有一位韓國來的審查員，都很專注傾聽，也願意將陳學長提問的微薄意見轉達給政府。陳學長提出三個問題請教貴賓：1.轉型正義的正義是甚麼？2.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真相如何可得？3.真相檔案：我為甚麼被抓？誰下令？……請政府能儘早公開！

我問：您覺得整場感想如何？他說貴賓都很誠懇專心回答與分享，他不知道有沒有用？但是非常的能互相感受到彼此的誠懇。

再提一次，這就是遺址的特殊之處，建請政府全力邀請更多年輕人參訪、座談，甚至培訓更多專職導覽人、解說員，在遺址對話才是根本的工作，想蓋博物館的力氣就用在這樣的想法裡，促成社會更多對話。這樣傾聽與述說是無以想像的「和解」之道，這就是遺址留給我們的最大資產。

蔡總統不斷提出的社會團結、和解呼籲。如想蓋新博物館需要更細膩、公開的社會對話和評估，否則就破壞了遺址的整體印象和體驗場所的精神，全球遺址的經驗也這樣警示我們。謙卑、謙卑、再謙卑，善意對待遺址為何所用？其實就是人彼此互相對待、同理心的想像和實踐。

這一則遺址的協商故事很具體，反射了麥克唐納的書中懇切之言；困難遺產需要人們一再的協商。回頭想想我們的228紀念館和綠島／景美政治犯舊監獄遺產的過去、現況和未來，如果這樣提問：「已經設立多年的公部門紀念館和舊監獄遺產如何變遷到今天？和社會文化產生什麼連結？博物館和遺產是否曾經不斷和社會進行協商？」這些協商的紀錄，正是個別關係人的文化社會的初步表徵，是遺產治理核心的工作和優勢所在；尤其此刻，台灣民間和政府熱烈討論轉型正義，遺產和博物館專業領域能從什麼方式接近遺產研究場域而有所貢獻呢？這些問題留待我們的社會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