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茂成

2013/10/17

共同想像是河川守護團隊很重要的工作，如何想像以及如何共同？這裡涉及到河川願景與實踐場域的共事，這裡面有跨越語言與實踐文化的挑戰，然而在共同想像的過程中，更重要的工作乃是我們共同生活的變革，一是公部門行政制度的變革，二是在地社區文化的創新，三是NGO組織的實踐技術與觀念的進步。

其中，NGO組織的反思與實踐性，將是現階段促進政府發展公私協力、進步的力量，

「公私協力」如何避免陷入民粹，或是落入背書的假參與的兩難，在在考驗著公部門與NGO之間信任與合作共識，「公私協力」究其實，應是彼此對台灣發展公民社會的共同想像的責任與承諾。

我們很高興聽見水利署，公開肯定公民參與政策討論的理念，在這一場水利署與NGO的公私協力經驗與願景對話之中，水利署副署長王瑞德指出，公眾的想法要大家一起來參與形塑，朝法制與制度的改革，他肯定非營利團隊對公共建設的影響性。他認為，水利署與河川NGO社群，如何強化共識、增進理解、互相學習，互相培力到一起行動，將是未來的重點工作，他也指出公私協力如何制度化，程序正義很重要，首先大家要先願意坐下來談，這是很重要的一步，才能走出「公私協力」可貴的一步，才能探討論生態的、在地的可行方案，他鼓勵水利署的夥伴們，分析各項經常性業務，有無公私協力的可能性，要在規劃階段提出公民參與的策略，乃至探討設置民眾參與諮詢委員會的平台的可能性。

他說，水利署很重視與非營利組織的合作，希望大家一起來想想問題，慢慢累積能力，建構制度。

身為這一場公私協力對話的NGO代表，魯台營則提出中介團體做為公私協力的潤滑與促進平台。

他期盼NGO能夠做好促進「公私協力」的中介團體！

從台江河川守護運動經驗來看，發展中介團體，更重要的工作在於發展中層組織，因為，公私協力的重要意義，在於開創公共領域，發展公共治理的新經驗，因此，在公部門與NGO的內部，更需要發展中層的社會實踐人才。

進一步分析，公私協力的中介平台，若由NGO發起，如何取得公部門的承認，也是挑戰之一，反之，亦然，因為，公共領域的形成關鍵，在於公共機關與NGO之間的認識與信任，否則公私很難合作，彼此同時無法取得公共制度變革的合法性。

簡言之，公共政策的共同想像對話與共同經營的實踐，這是「公私協力」合作的基礎。

進一步而言，NGO做為公民如何影響社會進步發展的社群組織，也有其社會實踐之路可行，亦即發展公共輿論的公共合法性，打開公共政策的對話與監督的實踐場域。

回觀台江文化運動經驗，從台江山海圳綠道的推動發現，公私協力觸及三個公共治理技術的變革，一是公共機關的發包制度的變革，大抵可分成工程技術如何生態化／人文化、公民參與如何在地治理化、以及如何支持實踐社群的在地行動，這是公共工程／政策的社會創新；二是NGO的實踐技術與觀念變革，可分為打開公共對話的場域，知識分子專業技術的在地化，以及在NGO在地化的創新經營；三是社區生活的變革，可分為生活的學習化，產業的永續化，以及環境的保育化。

這三項公共治理技術如何可能呢？涉及到公共機關、NGO的反思，以及公共政策施行制度的變革，公共機關與NGO在社會與文化資本之間的競爭！

從公部門來說，承辦者如何將NGO的實踐文化納為政策願景的參考，破除型式化的公共意見收集，思考如何讓公共機關避免陷入決策霸權的困境，這是可能的基礎之一，因為，公共意見的收集過程本身，就是專業知識與經驗知識的討論與辨證，也是「公私」協力打開公共領域的實踐。

公共機關與NGO，要從協力過程中建構信任的力量，以及彼此願意承擔責任的承諾，如此公共治理才有可能。

公共治理的理想，難以用行政命令來達成。公共機關要實現公共治理的理想的可能，就在於公共機關的願景與理想性格的召喚，公務員能被「做對事情」與「為社會做出貢獻」的熱情所引領，能否在公共機關內，組織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行動，果能如此，公務員的社會實踐，將回饋到公共機關的日常行政事務改革，進行法制的變革，一位認真做事的公務員，必然會檢視法令的合不合宜、可不可行，也將會探究改革公共機關的「發包」制度可能，特別是發包制度的契約內涵的再詮釋。

發包採購契約是採最低價？還是最有利標？「公私協力」也是發包採購關係嗎？還是互助合作的公共參與關係？這是公共機關與NGO雙方必須嚴肅以對的課題，吾人以為，「公私協力」應是互助合作的公共參與關係，讓我們回到根本問題思考，「公共領域」的形成，除了公共機關的「公領域」之外，更要有NGO的「私共領域」的參與，才能成圓。因此，吾人倡議，未來的變革應朝「參與式」的制度邁進：參與式預算、參與式規劃、參與式經營…進行公共政策的改革，果能如此，那麼公共機關「發包」制度之必要就在於為公共治理服務，為「公私領域」的合作而服務，為創造公共生活的價值而服務，而不是僅止於勞務、貨物與金錢的交換！

從公部門的反思來說，發包是政策實施的工具，這個工具的改變要從根本問題來反思，發包不是服務公共機關，而是服務公私協力，可以分為技術工程、公民參與、社區經營三大類，後二項即是公共政策的「公私協力」化；就NGO的反思而言，如何了解公部門行政文化，如何研究在地公共議題，如何經營在地，簡言之，即是NGO在心態與行動的在地化，如此，NGO才能跨域專業與經驗知識、外部與在地的認同界限，與鄉親共同發展在地幸福生活。

在地與幸福，這是公私共同的實踐場域與願景。

未來如何在公共機關內將公民參與、社區經營化為業務，化為市場，換句話說，就是業務如何民眾參與化、在地化，以及如何將「公民參與」、「公私協力」市場化，開拓第二部門參與的管道，形塑公私協力風氣，在在考驗著公共機關組織再造與法令的變革，就此而言，水利署等公共機關應思考如何在組織內設置專責單位，或是公民參與委員會，做為組織變革的實踐單位，這是發展公私協力重要的一步！

公部門與NGO之間，若能採取「公民參與」的合作關係，那麼，彼此就有機會了解共同的實踐文化，特別是在此次公私協力的想像與傾聽之後，更重要的是要有共同做事的機會，才能培養彼此的合作默氣，每季辦一次共識會議，進行參與式對話與檢討，修正行動方向。

公民參與制度要先打開對話機會，在對話中重要的是傾聽與回應，各自發揮各自掌握的資源效能，從對話中找出問題，找出日常與在地問題，如此才有公共治理的機會，例如，公共建設與公共管理如何生態化、人文化，社區民眾生活與在地產業，如何發揮創新的效應，這是微型與區域文化公共治理的重要概念，一如大廟興學，本身即是公私協力的新模式。

值此「公私協力」反思的時刻，我們既要回觀也要前瞻，我們要面對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合作，有無可能？除了透過選票，施行代議的民主政治之外，就社區大學運動來說，現階段就是發展公民參與，促進公共機關的政策與公共資訊的公開、分享與討論，將「公共政策」新聞化，轉成日常生活的思考取向，才能避免在地、城鄉多元化的個性，被公共政策新聞化操弄、抹平的困境！

然而，參與式預算要找誰來參與？參與式規劃與經營要有誰來討論？這是身為NGO團隊的我們必須思考之事，也是NGO團隊推動「在地培力」、「公民培力」、「社群培力」的重要工作，我們必須反思，也必須走在公共機關之前，NGO的進步性，這是台灣公民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更是刺激公共機關進步的重要力量。

因此，NGO團隊必須從在地參與之中，從在地日常生活中去認識更多的鄉親與社群，從公民培力、從實踐社群培力，開始行起，從參與管理「公共事務」做起，一條河、一段路、一間學校、一棟公共建築…在地的我們，要事事關心，呼朋引伴，一起參與討論，一起累積經驗知識。果能如此，在我們前行─邁向公私協力、打開台灣公共領域的路上，我們就會看見台灣，看見台灣公共領域的路上，有傳統的大廟與現代社群，有大樓社群，也有街頭巷尾的里鄰組織…有阿公阿嬤與小孩，有阿伯阿嬤與青年朋友…有美與醜，在這條公共之路，我們會看見更多的可能性，以及更多的責任與願景承諾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