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權」是一種動態的民主，透過人民參與決策（注意：不止是參與工作）的過程中去發展這個世界。 它是一種直接民主，但不是暴民式的或法西斯式的直接民主，而是經由人民長時期的公開或私下的討論，共同參與社會重要決策，在討論、參與以及決策的過程中，提昇人民及政治人物看待問題的深度與廣度，促發社會的普遍成熟。

它涵蓋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例如生存權、財產權、居住權、工作權、集會結社言論自由權等，並延伸到現代社會應增列的環境權、反歧視權，它使這些靜態的基本人權活了起來，例如關係於生存權的社會安全，我們不只要求由法律或警力來「保護」這些人民的安全、要求由政府加強治安，還進一步要求讓所謂「被保護」的人民，共同來參與如何提高社會安全的討論。

在討論的過程中，大家自然會觸及「父權意識」、「加強警力」、「社會壓抑」、「精神治療網」等較深層的問題，提昇每一個人認識現代世界的能力。

◆為什麼要發展人民權

我用這樣的方式提出「人民權」，看起來迂腐不堪，其實非常務實。舉個例子說：一個縣市長想要有一番大作為，改革縣市政，在今天主流價值到處充斥的台灣社會，阻力必定很大。而且改革幅度越大，反彈聲浪也越大。 理由很簡單，改革的過程必然，損及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部份選民反彈的聲音足以逼迫有心改革卻不得不依靠選票的主政者投鼠忌器，終致毫無作為。

怎麼辦？發展人民權，讓縣市民一起參與討論，共同來決定。像在台北市可推行議題公民投票，每年分季拋出一個有發展性的議題，到年底舉行公民投票，而依投票結果實施。

譬如春天由市政府丟出春季議題：「要不要在市區大幅興建停車場？」（這是沈君山、馬英九的主張），表面上看，這是便民的措施，事實上問題牽連頗深。

擴建停車場，固然方便於開車者停車，可是必然也刺激車量成長，造成交通擁擠，空氣品質下降，同時更破壞市區生活環境。另一方面亦引發有車階級與無車階級誰的權益優先的問題。

最近電視媒體市場競爭激烈，渴求節目甚殷。由市府丟出公民投票的議題，電視上必有熱烈討論，學校及其他公開場合也跟著會引發話題，甚至一般人茶餘飯後，多少都會拿來談天。

最重要是每人都可以去投票。手上有了決策權，人會逐漸克服以往對政治的冷漠與疏離，關心公共事務。事實上「興建車停場」這看似平淡無奇的議題，隱含的是人非常根本的意識型態：開發主義或保留主義？有車者優先還是無車者的權益也要照顧？（沈君山停車接罰單而自比為窮書生，我深不以為然）

夏天又丟出第二議題：「要不要取締八大行業？」在討論的過程中，主政者必須仔細聆聽人民討論的聲音，把這些聲音彙集起來，擬出一個較符合民意的方案，到年底付諸市民投票。

有民意背書，執行便遠為容易，後遺症也會大幅減少。當然擬出方案的時候，應注意維護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多數人的意志不得剝奪少數人的生存權利。

秋天再丟出第三議題：「要不要設立台北市立大學？」市議會雖然也代表民意，但它只是代表，究竟是間接民主。市議員可能基於政黨利益，作出與市民意願相違背者的決議，這時先直接訴諸市民投票，如果市民絕大多數支持，市議會便會遵循民意，從善如流。

冬天復丟出第四議題：「要不要規定縮小招牌，以整頓市容？」、「要不要在市區設行人與腳踏車專用道？」或「要不要拆除中山橋？」選擇其一，交由社會討論。

這些看來是枝微末節的市政議題，事實上背後都牽涉人根本的價值觀。透過發展性的公民投票，讓人民重建新的價值觀，是促發社會成熟的有效手段，對於有心想從事改革的政黨或政治人物，也只有利多。

關於「人民權」的概念，截至目前我只提出人民參與決策的權利，以作為動態民主的核心概念。其實它的內涵，在「言論自由」與「代議民主」的表層之下，應深入階級問題，弱勢類群的歧視問題，常民主義的範疇，這些問題在九○年民進黨崛起之後，便被拋諸天外，造成社運與政運的斷裂，使得民進黨所倡導的民主，停留於菁英領導的民主，無法進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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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錄自1999年1月號人本教育札記〈從人民權談當前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