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志強│台南社大校務委員．日文教師　　2007.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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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社大走過六年歲月，佳評無數，可說已站穩腳步。值此更向前瞻望遠景的時刻，我不禁想起一句日本諺語「初()心()忘()可()」（勿忘初志），剛好我個人曾擔任1994年四一○教育改造總幹事與2000年北縣最初五所社大籌備期的「北縣社區大學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湊巧有機會知道社大催生者黃武雄教授的一些基礎想法（註1），在此謹與大家分享，末了並有一項個人的具體做法建議。

社大是四一○教改的延續與擴大戰場
　　台灣教改議題的全面引爆，始自1994年的四一○教改大遊行，此乃解嚴、言論開放之後民眾不只關心政治解放也期許教育興革之必然。遊行發起人原本就是「黨外分子」（註2），深知政治改革只是治標，治本還得從教育改善著手，因此決定以遊行扭轉解嚴之後未獲解放、依然透露獨裁社會體制的台灣教育困境，喚醒國人注意。

　　其要點有，一黨獨裁的統治階層不願見民智大開，故意設重重窄門，只希望少數受洗腦的青少年接受高等教育而成為知識份子，台灣要有希望，唯一出路便是增加知識份子，建立更穩固的中產階級社會，所以必須「廣設高中大學」、「小班小校」與「教育現代化」。亦即，不能只讓少數菁英階層受高等教育，但若教育內容與品質不能全面提高，也無濟於事，因此應實施教材多元化與甄試做法，要求中小學教師不可死板教學等等。

　　只可惜，教育反映成人社會觀念，解嚴之後台灣民眾選票更有力，所要求於政治的卻只是爭取多經費到各地方進行粗製濫造又浪費的硬體建設，於是連夜間絕少人走的田間小路都有成排水銀燈，小班小校卻做不好，教育經費不增反減，竟跌破15%總預算憲法規定。其結果是，教育品質原地踏步，量大之後更覺品質不佳（如，大學增設，但教育部總經費沒有增加，給各大學的補助平均金額反而減少）。更糟的是，連戰內閣教育部長郭為藩以下官員，很自然地既不瞭解又抗拒改革，行政院便拋出3000萬經費，請當時其實對教改議題與實況不甚瞭解的李遠哲當門神，擋改革派炮火，收編、動搖改革努力。此舉成功了，教改人士立刻分裂而失去活力。

　　或許，教育在台灣原本就是國家行政的產物，不得不依賴官僚。既然官方無心，民眾也不察，四一○教改註定殘缺跛行。但是否就此放棄，也不行，黃武雄教授決定另闢戰場，1995年開始思考擴大戰線，跳脫教育行政與官方掌控，切入社會教育。於是，社區大學誕生了。1998年黃教授高徒史英（黃為史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孵出了文山社大。

社大的存在價值
　　為何必須有社區大學？從無到有，這是首先必須回答的問題。理由很簡單，過去有太多台灣人想接受高等、高品質教育卻未果，出社會工作之後再無徜徉追求知識的機會。但，當時不是有空大了嗎？黃教授的看法是，空大仍不脫套裝知識與封閉教學模式。比如，只有中小學學歷的人，能進空大嗎？空大有社會參與、社會改革、環保等課程理念與使命感嗎？答案都是否定。

　　換言之，就我瞭解，黃教授心目中的社大，應該是社會革新力量集結站，因為好的知識能創造力量。而且，唯有關懷社會、自然與宇宙，其知識才有力量，而不會自我禁錮在象牙塔之中。所以，社大必須向全民開放，並且奮力、努力提昇民眾知識水平，團結大家的力量，關心並參與社會，推動改革。

　　客觀而言，黃教授抓到了市場脈動。所以，2000年之後，社大雨後春筍倍數增加，連馬英九主政的台北市都大量設立，如今，可能很多社大人都不知道黃武雄這個人了。當然，社大全國促進會基本上到目前為止，黃教授擁有最關鍵的影響力量，各地社大學員不認識他無妨。不過我想，黃教授有一些看法與做法，值得參考。

黃武雄在永和社大的努力目標
　　台北縣立五所社大成立之後，黃武雄拖著肝癌病軀親自扛起永和社大主任（校長）一職，目的就是在可預期各地社大將大鳴大放之中樹立標桿。其具體做為有二，其一是推出「言論廣場」；其二是，實施「二分之一學術課程必修制」。

　　言論廣場。社大既然是為了提昇現代社會公民素質，擺脫戒嚴獨裁統治民眾對知識與社會參與被動、自輕與懶散習性而存在，首先就得培養民眾針對公共議題發表看法的習慣。過程中，民眾自然會建立關心公共事務的看法，進而想到必須充實知識，才能言而有物、言而有據。而所談公共議題，政論節目常見的題材太偏重政黨鬥爭，實質上容易淪為政客操縱的工具，絕不可取。社大言論廣場則可做得更細膩，更宏觀。前者如河川環保如何建立生態教學園區、該種什麼街道樹等地區性議題；一綱多本與一綱一本何者優、何者劣，以及台灣是否可以走向非武裝國家，如何才能和對岸坐下來談？兩岸能否簽訂二十年和平共存協定？……等等。

　　因為這樣的理念，所以黃教授領導的永和社大每天實施四十分鐘的言論廣場，全校同學皆須參加。對於只想來「上課」的人而言，這四十分鐘恐怕會覺得很浪費；但少了這四十分鐘，社大的整體價值卻可能打對折，權衡之下，仍有其必要。
　　其次，學術課程很重要。

　　社大學員常反映，白天上班已經夠操，晚上還要很用功，豈不太累？可否多上輕鬆課程？黃教授的看法是，想輕鬆，大家去上救國團、YMCA的生活技藝課即可，沒必要成立社區大學。只上輕薄逸樂的課程卻名為「大學」，更是自欺欺人。

　　然而，也不是社大就完全不需要生活技能課程，原因是台灣人過去專注打拼賺錢，生活之中太缺乏休閒藝術與審美，這方面社大也可幫點忙，但不能比重過高，否則喧賓奪主。
　　以台灣史為例，上個世紀完成中小學教育的台灣人，大概都對台灣史陌生、沒概念，這就太奇怪了，所以，永和社大找來莊永明（台灣史書籍、文物收藏全台第一）與吳密察（台大歷史系教授）兩人開課程，火花碰撞，還因此催生了一系列遠流出版社的「台灣史放輕鬆」（由莊策劃，執筆者則是吳在台大的博士生，並在社大合開課）。

　　以科學為例，上一代沒念大學的人可能一聽到科學就閃躲、害怕，殊不知天下與牛頓出版社所出版眾多科普書，設定的讀者對象是高中生與文科生。社會人士初次接觸科普書沒人帶，自修容易感到挫折，社大正可扮演橋樑。所幸，熱中科普教育推廣的學者不少，像程樹德、王道還、張清溪等所長級的老師，都願意來社大開課。初學者從「費曼」類書切入，應該都會興味盎然，很有成就感。台灣過去和未來都得靠科技過活，成年人當然不能自絕於科學知識之外。

以社會學為例，大部分人可能會覺得這是艱深無趣的玩意，但其實，「社會學」是「瞭解人類社會的方法」，等於是瞭解大家自己，可以說和心理學一樣，非常貼近每個人而且有趣。比如，《禮物》這本書告訴我們，婚聘送禮幾乎每一樣背後都有意涵，且不同族群各有特色。比如，許多人類社會有成年機，台南人有做「十六歲」的儀式，南太平洋原住民薩摩亞人也有成年「過程」，（《薩摩亞人的成年》遠流），何妨閱讀之後加以比較？又如，罵人的話都有涵意，並且反映該民族的心理與願望，信不信？……這是社會學。學過社會學，看事情會更深入、更理性。此乃現代公民所不可或缺。

黃教授如何推學術課程？
　　瞭解推學術課程之艱難，黃教授一班一班到各教室和學員懇談，說服大家，終於獲得同意，永和社大幾乎過半課程都是學術課程，並且規定學生選兩門課，就必須有一門是學術課程。

　　實踐的結果呢？意外發現，第二學期就已平順上軌道，學員之間產生以多選學術課程為傲的風氣。以黃教授開的一門課為例，學員之中盡有一位唸過大學，但一學期下來，他還是半陪半逼半苦苦要求地讓大讀了七本書都讀完了。教師們忍不住乍舌「好恐怖」，黃教授卻總是笑笑地說「你也做到呀。」對此，曾任四一○教改聯盟與板橋社大首任主任（校長）評論：「可見，想做的找辦法；不想做找理由。」（註4）

台南社大學術課程的具體建議
　　台南社大自從王建文老師（成大教授）歷史課挫折以來，學術課程便積弱不振。觀察其原因，主要應該是，主其事者可能認為此非階段要務。其次，輔導措施不足，無法有效協助學術者擬定適合社大的菜單與上菜方式，結果學員看了菜單沒興趣，不然就是消化不良。這方面永和社大確實較幸運，一來行政人員多為碩士與博士候選人學歷，又有四一○時代累積的學術人脈與長期組讀書小組的義工群（註3），其他社大可能不易有如此豐富的資源。所以，台南社大若有意發展學術課程，不宜訂出「二分之一學術課程」的高標，初期三分之一或許就可以了。

　　另外，宜蘭社大的做法是，每年辦數十場學術演講，規定所有學員（不分類別）課餘須聽講幾場才能拿到學分。帶有一點點強迫性質，給一點壓力。
　　第三種參考做法是，不妨由教師群列出有趣好讀的各類學術書籍，寫簡介或書評，然後規定每位學員每學期至少得讀幾本才能取得學分。報載，台灣人每年平均讀書2.8本，日本30本。如此台灣想進入先進國家之林怎麼可能？這不也正是社大能著力、最有價值也最有成就感的任務之一嗎？

註1：四一○教改初期專職人員只有二人，一為黃武雄教授，另一位就是我（總幹事，支薪），其餘皆義工。後來二○○○年創辦北縣五所社大，我亦辭掉南部的工作北上相挺。
註2：民進黨創黨前後，新潮流等黨外領導人常在元穠茶藝館聚會，黃武雄也是常客。另，新潮流創始七人之一，目前擔任雲林縣長的蘇治芬乃黃教授之妻。
註3：賴曉黎（台大社研博士生）、施國勳（台大社研碩士）與蕭志強從1994年帶領四一○，義工組各種讀書小組，特別是賴曉黎讀書小組持之以恆，連續數年每到假日十幾個義工整天泡在他家或一起去爬山，後來有的因此薰陶，轉行考上社會學或教育學研究所。至於施國勳，永和社大開辦前後，熱心地主動地對幾乎所有學術課程開課教師提供意見，貢獻卓著。
註4：相關文章請參考周聖心「通職教育研討文課程規劃與發展」（通職教育與社區大學研討會2003.5）。